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及机制

闫玘娇,  赵美风,  冉赛飞

闫玘娇, 赵美风, 冉赛飞.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及机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6, 47(3): 116-126. DOI: 10.19789/j.1004-9398.2026.03.011
引用本文: 闫玘娇, 赵美风, 冉赛飞.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及机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6, 47(3): 116-126. DOI: 10.19789/j.1004-9398.2026.03.011
YAN Qijiao, ZHAO Meifeng, RAN Saifei.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southwest China [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6, 47(3): 116-126. DOI: 10.19789/j.1004-9398.2026.03.011
Citation: YAN Qijiao, ZHAO Meifeng, RAN Saifei.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southwest China [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6, 47(3): 116-126. DOI: 10.19789/j.1004-9398.2026.03.011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及机制

DOI: 10.19789/j.1004-9398.2026.03.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1CRK005.

详细信息
    通讯作者:

    赵美风, zhaomeifeng@tjnu.edu.cn.

  • 中图分类号: C924.2;K921;P208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southwest China

  • 摘要:

    西南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探究其户籍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促进人口中近程流动,对科学认知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迁移规律和市民化模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流出地视角,深入分析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低,按流动范围划分表现为省内跨市最高,市内跨县次之,跨省返乡最低;按省域范围划分表现为云南省最高,重庆市和贵州省次之,四川省最低。(2)省内迁移意愿整体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并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3)省内迁移意愿受个体层面和区域层面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个体层面因素对省内迁移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

     

    Abstract:

    Southwest China is an area with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outflows. Exploring the willingness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to migrate within the province and promoting the medium and short rang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migration law and citizenization mod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promote the people-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2017,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Theil index,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the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utflow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migrate within the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mobility, the intention is highest for moving across cities within the provinces, followed by moving across counties within the city, and the lowest for returning home across provinces; divided by provincial boundaries, Yunnan Province has the highest intention, followed by Chongqing City and Guizhou Province, and Sichuan Province has the lowest intention.(2)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ntra-provincial migr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generally shows a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west and low in the northeast, and has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3)The willingness to resid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Southwest China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factors, with individual factors having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resid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Southwest China.

     

  • 中国西南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秦巴山区,区域内部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形起伏度较大、生态系统敏感脆弱,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建设相对滞后,大量人口跨省远距离流动至东南沿海地区,导致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缓[1]。但近年来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迅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人口吸引力和集聚力较之前相比显著增强,区域内部联系更加密切[2],人口回流效应明显[3],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增加,流动人口的迁移偏好逐渐由远距离迁移转变向中近程距离迁移[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西南地区省内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数的59.12%,较2010年提升6.80%,较2000年提升11.07%。相对于传统的跨省远距离流动,人口省内就近迁移流动有利于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4年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对于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由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增强户籍人口省内就近流动意愿、促进人口中近程距离流动是西南地区提升城镇化水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国外关于人口就近迁移的研究起步较早,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Ravenstein提出的迁移定律,该研究首次指出大部分人口迁移发生在短距离范围内[6]。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学界对该类迁移的系统性研究逐步深入。目前,国外学者对人口就近迁移或中近程距离迁移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但从现有研究来看,通常以具体距离阈值或行政区域相邻性进行定义[7-8]。从城市内部、城乡之间以及都市圈内部等多层级尺度刻画就近迁移的空间格局[9-11],并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口密度等方面探究就近迁移的影响因素[12-13]。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形式早期以乡城间、区域间长距离流动为主,随着人口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14],逐渐向省内人口近距离迁移转变[15]。学者们从全国[16]、东中西3个地带[17]、各地理分区[18]、省域[19]和县域[20]等多个尺度对人口就近流动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就近流动规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正在逐步扩大[21]。同时,学者们一致认同,性别[22]、家庭结构[23]和受教育程度[24]等个人特征和自然环境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区域因素[25]均会对人口就近流动意愿产生影响。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原来欠发达省份的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及强度已发生反向变化[26],四川、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7-28]。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们对于人口就近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已有研究大多是从流入地视角,分析常住人口就近流入的规模与强度,较少从流出地视角,分析户籍人口就近流出的意愿与偏好,难以精确辨识出传统人口流出区的人口吸引力低、发展活力弱的核心瓶颈。西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跨省人口流出区,中小城镇发育严重不足,省会、节点城市等区域中心城市成为该地区人口回流返乡和就近就业居住的主要目的地[29]。西南地区户籍流出人口在本省域内部中近程尺度的居留意愿直接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流动意愿,是影响西南地区人口吸引力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西南地区户籍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西南地区户籍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特征,剖析其关键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以期提高西南地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加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本研究所界定的西南地区特指在自然、行政和文化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依存关系的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4个省市,共计47个地级行政单元,面积约为57万km2,民族文化独特,战略位置重要。区域内地形地势复杂多样,以山地高原为主,兼有盆地、峡谷、丘陵和喀斯特地貌,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截至2020年底,西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约为13万亿元,占全国GDP 11.2%;常住人口达20 13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3%;省内流动人口5 666万人,占全国省内流动人口15.4%;跨省流动人口2 595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20.8%。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包括流动人口个体数据和区域环境数据2个部分。流动人口个体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该调查针对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县(市、区)户口的15周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数据内容全面,且代表性、权威性较强。根据研究范围筛选出西南地区户籍的跨县流动人口样本总量为30 404份。地区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西南地区各地级市2018年的统计年鉴和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30]。

    (2)变量定义与测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户籍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为二分类变量。依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问卷中“您本次的流动范围”这一问题,首先将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流动范围为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即省内流动人口;另一部分是流动范围为跨省,即跨省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中具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愿意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被认为具有省内迁移意愿,主要依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2个问题;跨省流动人口中具有返乡意愿的被认为具有省内迁移意愿,主要依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如果您不打算留在本地,您是选择返乡还是去其他地方”2个问题。依据上述2种划分标准,将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31]、社会融合理论[32]以及推拉理论[6]等,本研究从人口家庭特征、迁移特征和迁出地特征等多个层面选取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解释变量(表 1)。①人口家庭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婚姻状况等指标,以反映家庭结构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同时纳入学历、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等指标,衡量经济因素对迁移决策的驱动作用。其中,职业类型参考已有研究[18]划分为白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其他人员共4类。白领人员指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包括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等;其他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无固定职业、以及无就业者等。②迁移特征主要包括迁移时间与迁移原因2个指标,以反映迁移经历和社会网络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同时纳入城镇职工医保、保障性住房和社会心理认同度等指标,以反映迁移后个体的社会保障和心理适应对迁移意愿的反馈作用。③迁出地层面主要包括人均GDP、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和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数等指标,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和公共服务品质对人口吸引力的作用。

    表  1  变量名称与具体解释
    Table  1  variable name and specific explanation
    变量层级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个体层面 人口家庭特征 性别(X1) 男为1、女为0
    年龄(X2) 连续变量,单位为岁
    学历(X3) 大专及以上为1、其他为0
    婚姻状况(X4) 已婚为1、未婚为0
    家庭规模(X5) 共同居住在流入城市的家庭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收入水平(X6) 被访者家庭在流入城市的人均月收入,单位为万元
    是否雇主(X7) 是为1、否为0
    职业类型(X8) 白领人员为1、否为0
    商业服务业人员为1、否为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1、否为0
    其他人员为1、否为0
    迁移特征 迁移时间(X9) 连续变量,单位为年
    迁移原因(X10) 务工为1、否为0
    家属随迁为1、否为0
    其他原因(主要为经商) 其他原因为1、否为0
    城镇职工医保(X11) 有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为1、其他为0
    保障性住房(X12) 租住政府提供公租房或自购保障性住房为1、其他为0
    社会心理认同度(X13) 喜欢流入地、关注流入地变化、愿意融入流入城市、认为是本地人,4题的同意程度打分均值(4分制量表)
    迁出地层面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人均GDP(W1) 连续变量,单位为万元/人
    城市公共服务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W2) 医院床位数/城市常住人口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数(W3) 普通中小学数/城市常住人口

    (1)泰尔指数。为揭示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区域差异及来源,本研究应用泰尔指数[33]将省内迁移意愿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省际差异和省内差异。

    (2)空间自相关分析。莫兰指数是广泛运用的空间自相关统计指标[34],本研究主要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测度西南地区户籍人口省内迁移意愿在地级行政单元上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利用局部莫兰指数识别其空间聚类区域。

    (3)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和区域2个层面揭示影响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因素。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对于多层次影响变量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有限,而多层回归模型则能有效解决涉及多个层次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问题[18]。分别构建省内(模型1)和跨省(模型2)流动人口的空模型,结果显示,省内样本(模型1)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为0.018,数值虽较小,但多层模型因其能更好控制组间差异[35],且拟合效果显著而成为更优选择(likelihood ratio test,LRT检验:χ2=35.51,P < 0.001)。跨省样本(模型2)ICC仅为0.004,可能的原因是跨省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较低(3.1%),且模型拟合优度与普通logistic回归无显著差异,故采用后者以保证模型简洁性。

    具体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公式[36]为:

    $$ {\rm Prob}({Y}_{ij}=1)={P}_{ij} \text{,} $$ (1)
    $$ {\rm Log}\left(\frac{{P}_{ij}}{1-{P}_{ij}}\right)={\beta }_{0}+\alpha {X}_{ij}+\beta {Z}_{j}+\cdots +\mu \text{,} $$ (2)

    式中:Yij为户籍流动人口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赋值;Pij为户籍地j中流动人口i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概率;Xij为户籍地j中流动人口i在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Zj为户籍地j的区域层次解释变量;β0为常数项;α和β分别为不同层次解释变量的系数,μ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研究参考已有文献[34],将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户籍流动人口与户籍流动总人口之比作为表征区域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指标,并利用泰尔指数来测度西南地区省内迁移意愿的区域差异程度。首先,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中仅有22.01%的人具有省内迁移意愿,且各地级行政单元的省内迁移意愿均 < 0.500,说明西南地区省内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低。其次,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存在较明显差异。根据流动范围划分,表现为:省内跨市的迁移意愿最高,市内跨县次之,跨省返乡最低,分别占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总数的14.42%、5.91%和1.68%,表明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的迁移范围以省内为主,符合“近域优先”的人口迁移规律;按省域划分,不同省份的省内迁移意愿高低排序为云南省、重庆市、贵州省、四川省,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人口比例分别为27.15%、25.92%、25.47%和16.78%。因此,云南省是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的核心热点区,四川省则为相对冷点区。最后,西南地区省内迁移意愿呈现“总体差异低、省内分异高”的空间特征,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为0.075,省内差异和省间差异的泰尔指数分别为0.062和0.013,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82.63%和17.37%,说明省内差异是影响西南地区省内迁移意愿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凸显省域内部迁移意愿的不均衡性。其中,四川省的区域差异最大(0.034),云南省次之(0.021),贵州省最小(0.008),对省内差异的贡献率依次为54.33%、33.21%和12.46%。这种分化可能与各省自然地理分异及经济发展梯度密切相关,四川省东部盆地与西部高原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存在天然分割,导致省内迁移意愿两极分化;而贵州省内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均质,使得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较小。

    使用自然断点法将西南地区各地级行政单元的省内迁移意愿等级划分为低(0.064~0.144)、较低(>0.144~0.197)、中(>0.197~0.282)、较高(>0.282~0.376)、高(>0.376~0.500)共5类,结果如图 1(a)所示(行政区域界线参考GS(2019)1822)。首先,从等级分布来看,低、较低、中、较高和高等级所涵盖的城市数量占西南地区总体城市数量的比例依次为17.02%、21.28%、29.79%、25.53%和6.38%,中等与较高等级合计百分比>50.00%,构成省内迁移意愿的主体。其次,省内迁移意愿整体表现为“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高值区呈“条带状”分布,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由高原向盆地的自然地理过渡带沿线上;低值区呈“团簇状”分布,集中分布在川东北、滇东北和黔西南地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区高度重叠。最后,基于全局Moran’s I对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空间自相关GMC值达0.174,P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Z值为2.258,说明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局部Moran’s I显示(图 1(b))“H-H”模式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南部。楚雄州、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与周边城市的省内迁移意愿较高。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省份,云南省户籍流动人口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具有明显的乡土文化特征和文化依赖性。据2017年CMDS显示,云南省户籍流动人口空闲时间与同乡交流占比达42.04%,比西南地区其他3个省高5.28%~11.25%。这种短距离迁移,使得流入地与户籍地在文化、语言和生活环境等方面较为接近,更容易适应流入地的社会氛围。“H-L”模式聚集区仅识别出重庆,重庆自身的省内迁移意愿处于中等水平,然而相对于其周边的中小城市省内迁移意愿显著较高。作为直辖市,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超其临近区域,对周边城市的户籍流动人口展现出极强的吸引力。特别是紧邻重庆的广元、巴中、达州、南充、遂宁和广安等四川省东北部的6个地级市,受到重庆强烈虹吸效应的影响,构成了“L-L”聚集区。“L-H”模式聚集区包括甘孜州和怒江州2个自治州。虽然阿坝州、甘孜州、怒江州等地区在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导致省内迁移意愿有所差异。

    图  1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结果
    (a)空间分异特征; (b)空间聚类结果
    Fig.  1  results of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b)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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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别从人口家庭特征、迁移特征和迁出地特征3个层面,构建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表 2),揭示不同维度因素对省内迁移意愿的差异化影响。

    表  2  西南地区不同流动范围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2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of the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mobility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变量层级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1(省内流动人口) 模型2(跨省流动人口)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个体层面 人口家庭特征 性别(女) -0.040 0.960 -0.284a 0.753
    年龄 -0.006a 0.994 0.037a 1.038
    学历(其他) 0.337a 1.400 -0.200 0.818
    婚姻状况(未婚) 0.463a 1.588 -0.030 0.970
    家庭规模 0.084a 1.087 -0.082c 0.921
    收入水平 0.313a 1.367 -0.355a 0.701
    是否雇主(否) 0.260a 1.297 -0.382 0.683
    职业类型(其他人员) — — — —
    白领人员 -0.307a 0.735 0.237 1.269
    商业服务业人员 -0.296a 0.744 -0.087 0.91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420a 0.657 0.194 1.214
    迁移特征 迁移时间 0.055a 1.056 -0.013c 0.987
    迁移原因(其他原因:主要为经商) — — — —
    务工 -0.280a 0.756 -0.146 0.864
    家属随迁 -0.170b 0.844 0.066 1.068
    保障性住房(否) 0.390a 1.477 -0.829 0.437
    城镇职工医保(否) 0.630a 1.878 -0.488a 0.614
    社会心理认同度 1.070a 2.917 -1.456a 0.233
    区域层面 迁出地特征 人均GDP -0.048c 0.953 0.017 1.017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数 -0.137a 0.872 0.013 1.013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0.005 0.995 -0.007 0.093
    模型信息 — 截距 -4.140a 0.016 0.468 1.598
    样本量 13 897 13 897 16 507 16 507
    注:a、b、c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类别即为该变量的参照组;—指无数据。

    (1)人口家庭特征。省内流动样本模型1显示,除性别变量外,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等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年龄对省内迁移意愿呈负向影响,年龄每提高1岁,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994。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是其他层次学历者的1.400倍。婚姻状况和家庭规模均与省内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已婚者比未婚者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可能性高58.8%;流入地家庭规模的人口数每增加1人,具有省内迁移意愿的可能性将提升0.087。由此可见,家庭式迁移对于省内迁移意愿的影响极为明显。从收入水平和就业身份来看:户籍流动人口家庭月收入每提高1万元,其省内迁移意愿增加为原来的1.367倍;雇主比雇员具有省内迁移意愿可能性高0.297。在职业类型上,其他人员的省内迁移意愿显著高于白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据统计,其他人员中有高达71.59%的比例属于无工作者范畴,该群体为平均年龄47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其迁移动机主要源自于家庭层面的多重考量,包括但不限于“家属随迁”“照顾老人或小孩”和“异地养老”等。

    跨省流动样本模型2显示,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对省内迁移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从性别来看,男性省内迁移意愿低于女性。年龄呈正向影响,年龄每提高1岁,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提高为原来的1.038倍。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呈现负向影响:流入地家庭规模的人口数每增加1人,省内迁移意愿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921;家庭月收入每提高1万元,省内迁移意愿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701。这与省内流动样本表现的影响效应刚好相反,说明跨省流动人口在面对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收入水平时,更倾向于继续留在外地。婚姻状况、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变量未呈现显著影响。

    (2)迁移特征。对于省内流动人口:首先,流入时间对省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效应,流入时间每增加1年,省内迁移意愿提高为原来的1.056倍;其次,从流动原因看,以务工和家属随迁为目的的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要显著低于经商的流动人口,前二者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分别下降为后者的75.6%和84.4%;最后,在社会保障方面,拥有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和保障性住房的流动人口相对于没有的人员,其省内迁移意愿分别是后者的1.477和1.878倍。此外,社会心理认同度对省内迁移意愿呈现显著正效应,反映了社会融合对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

    对于跨省流动人口,流入时间、城镇职工医保和社会心理认同度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产生显著负效应。流入时间增加1年,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987;办理城镇职工医保的流动人口相对于未办理的,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614;社会心理认同度每提升1分,省内迁移意愿的发生比下降为之前的0.233,由此可见,社会融入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的返乡行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3)迁出地特征。对于省内流动人口,迁出地层面表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和表征城市公共服务的每万人中小学数指标均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即户籍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资源越丰裕,省内迁移意愿越低;反之,则越高。

    对于跨省流动人口,区域层面因素的效应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家庭责任、情感因素、路径依赖效应以及政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在返乡决策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使得跨省流动者在返乡迁移时更加谨慎,对区域单一影响因素的响应有限。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总结如下(图 2):①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核心力量。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关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发展能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人口因其高薪稳定的职业和可靠的工作保障而具有较强的省内迁移意愿,较低者则因经济资源匮乏和职业技能限制而削弱其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②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大、已婚及家庭规模越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省内迁移,这符合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中家庭集体决策的特征,稳固的家庭社会网络能显著增强居留意愿[31]。③迁移时空动因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潜在力量。从时间角度,居留时间对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具有累积效应[37],居留时间越长,省内流动人口迁移意愿越高,跨省流动人口返乡意愿越低; 从动因角度,跨省流动人口因高迁移成本而对迁移动因敏感度较低。④迁入地社会保障融合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直接力量。通过减轻经济负担和增强社会归属感能够提升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对跨省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则会产生抑制作用。⑤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资源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外部驱动力。省内流动人口受“推力-拉力”双重机制影响[6],户籍地条件劣势与迁入地优势会协同增强省内迁移意愿;而跨省流动人口因多元迁移动机(如户籍政策、就业机会等)对区域单一影响因素的响应有限。

    图  2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Fig.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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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测算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意愿,深入剖析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上看,西南地区的省内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低,按照流动范围划分表现为省内跨市最高,市内跨县次之,跨省返乡最低。按不同省域划分,表现为云南省最高,重庆市和贵州省次之,四川省最低。同时,西南地区的省内迁移意愿总体差异较小,其中,省内差异大于省间差异,省内差异表现为四川省的区域差异最大,云南省次之,贵州省最小。(2)从空间分布上看,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并形成以滇中南为“H-H”集聚区,川东北为“L-L”集聚区的空间极化特征。(3)从影响因素上看,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受个体属性和区域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个体层面看,影响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内部驱动力是人口家庭特征,直接驱动力是迁移特征,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核心力量,家庭生命周期是重要力量,迁移时空动因是潜在力量,社会保障融合是直接力量; 从迁出地层面看,户籍地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公共服务是影响西南地区户籍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外部驱动力,对省内流动样本省内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对跨省流动样本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西南地区应着重构建返乡创业与就业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优化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转移接续,确保返乡人员能够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实现稳定就业与居住; 其次,地方政府亟需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比例,降低举家流动成本、促进家庭化流动; 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融合政策,为户籍流动人口提供更加公平的社会参与机会,从而增强其省内迁移意愿,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 图  1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结果

    (a)空间分异特征; (b)空间聚类结果

    Fig.  1   results of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b)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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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西南地区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Fig.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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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变量名称与具体解释

    Table  1   variable name and specific explanation

    变量层级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个体层面 人口家庭特征 性别(X1) 男为1、女为0
    年龄(X2) 连续变量,单位为岁
    学历(X3) 大专及以上为1、其他为0
    婚姻状况(X4) 已婚为1、未婚为0
    家庭规模(X5) 共同居住在流入城市的家庭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收入水平(X6) 被访者家庭在流入城市的人均月收入,单位为万元
    是否雇主(X7) 是为1、否为0
    职业类型(X8) 白领人员为1、否为0
    商业服务业人员为1、否为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1、否为0
    其他人员为1、否为0
    迁移特征 迁移时间(X9) 连续变量,单位为年
    迁移原因(X10) 务工为1、否为0
    家属随迁为1、否为0
    其他原因(主要为经商) 其他原因为1、否为0
    城镇职工医保(X11) 有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为1、其他为0
    保障性住房(X12) 租住政府提供公租房或自购保障性住房为1、其他为0
    社会心理认同度(X13) 喜欢流入地、关注流入地变化、愿意融入流入城市、认为是本地人,4题的同意程度打分均值(4分制量表)
    迁出地层面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人均GDP(W1) 连续变量,单位为万元/人
    城市公共服务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W2) 医院床位数/城市常住人口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数(W3) 普通中小学数/城市常住人口

    表  2   西南地区不同流动范围户籍流动人口省内迁移意愿的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2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of the migration willingness within province of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mobility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变量层级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1(省内流动人口) 模型2(跨省流动人口)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个体层面 人口家庭特征 性别(女) -0.040 0.960 -0.284a 0.753
    年龄 -0.006a 0.994 0.037a 1.038
    学历(其他) 0.337a 1.400 -0.200 0.818
    婚姻状况(未婚) 0.463a 1.588 -0.030 0.970
    家庭规模 0.084a 1.087 -0.082c 0.921
    收入水平 0.313a 1.367 -0.355a 0.701
    是否雇主(否) 0.260a 1.297 -0.382 0.683
    职业类型(其他人员) — — — —
    白领人员 -0.307a 0.735 0.237 1.269
    商业服务业人员 -0.296a 0.744 -0.087 0.91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420a 0.657 0.194 1.214
    迁移特征 迁移时间 0.055a 1.056 -0.013c 0.987
    迁移原因(其他原因:主要为经商) — — — —
    务工 -0.280a 0.756 -0.146 0.864
    家属随迁 -0.170b 0.844 0.066 1.068
    保障性住房(否) 0.390a 1.477 -0.829 0.437
    城镇职工医保(否) 0.630a 1.878 -0.488a 0.614
    社会心理认同度 1.070a 2.917 -1.456a 0.233
    区域层面 迁出地特征 人均GDP -0.048c 0.953 0.017 1.017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数 -0.137a 0.872 0.013 1.013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0.005 0.995 -0.007 0.093
    模型信息 — 截距 -4.140a 0.016 0.468 1.598
    样本量 13 897 13 897 16 507 16 507
    注:a、b、c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类别即为该变量的参照组;—指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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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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