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分类与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吴贤,  王晓东,  董孝尉,  白桂欣,  张梅

吴贤, 王晓东, 董孝尉, 等. 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分类与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6(6): 69-78. DOI: 10.19789/j.1004-9398.2025.06.010
引用本文: 吴贤, 王晓东, 董孝尉, 等. 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分类与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6(6): 69-78. DOI: 10.19789/j.1004-9398.2025.06.010
WU Xian, WANG Xiaodong, DONG Xiaowei, et al.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Hubei Province [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5, 46(6): 69-78. DOI: 10.19789/j.1004-9398.2025.06.010
Citation: WU Xian, WANG Xiaodong, DONG Xiaowei, et al.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Hubei Province [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5, 46(6): 69-78. DOI: 10.19789/j.1004-9398.2025.06.010

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分类与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DOI: 10.19789/j.1004-9398.2025.06.010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项目 JJKH20241006KJ;

吉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项目 JJKH20230906KJ;

吉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项目 JJKH20241017KJ;

长春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CSJJ2022009ZK.

详细信息
    通讯作者:

    张梅, jluzhangmei@163.com.

  • 中图分类号: F592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Hubei Province

  • 摘要: 以湖北省不同类型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冷热点分析、地理探则器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解析区域各类景观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湖北省A级景区可分为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建筑景观、文化遗迹、购物活动和人文活动7类。核密度分布呈现“东西双核集聚-中部凹陷”的梯度分异,高值区沿鄂西武陵山地、鄂东大别山-长江复合带及鄂北汉江流域呈带状集聚;仙桃和潜江等为显著低值区。2)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景区主轴走向与省域轮廓高度吻合,除购物活动为东北-西南轴向。3)冷热点分析显示,神农架地文景观、恩施人文活动及黄石和黄冈生物景观高度集聚,江汉平原城市群呈冷点特征。4)地理探测器和Pearson相关性表明,自然要素构成景区分布的空间框架;通车里程为核心人文影响因素。研究为湖北省旅游资源空间识别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

     

    Abstract: Taking different types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cold and hot spot analysis, geographical probe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rious landscapes in the reg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ubei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water landscape, biological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relics, shopping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shows a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of "east-west dualcore agglomeration-central depression". The high-value areas are concentrated along the Wuling Mountains in western Hubei, the Dabie Mountains-Yangtze River composite zone in eastern Hubei, and the Hanjiang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Hubei. Xiantao and Qianjiang are significantly low-value areas. 2)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axis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s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ncial contour, except that the shopping activity is on the northeast-southwest axis. 3) The analysis of cold and hot spots shows that the landscape of Shennongjia,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f Enshi, and the biological landscape of Huangshi and Huanggang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cold spots characteriz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Jianghan Plain. 4)Geographical detector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show that natural elements constitute the spatial framework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traffic mileage is the core human influence factor.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 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1]。我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构建了A~5A级景区的分级认证体系,通过旅游交通、游览服务和资源保护等8个维度综合评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品质认证标准[2]。A级景区不仅是旅游服务质量的权威标识,更是区域经济-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其综合竞争力使游客量较非A级景区提升2~3倍,尤其在文旅融合战略背景下,A级景区的标准化建设已成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其空间布局直接关系到区域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升级路径[3]。A级旅游景区作为吸引游客的直接因素和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随着文旅产业逐渐成为新型战略支柱产业,旅游资源分布格局研究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其一,通过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可精准识别资源富集区与潜力区,规避同质化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5-6];其二,景区分布的热点-冷点格局为解析乡村振兴提供实践路径[7]。

    目前学界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研究已形成多维认知:在内容维度,聚焦于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8]、时空演变规律[9]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0]等方面;在方法维度,广泛采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技术[11],如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12]、空间自相关[13]等方法,对旅游数据进行深入剖析;在尺度维度,覆盖了从宏观的国家[14]和流域[15]等大尺度,到中观的城市群[16]和省域[17]等中尺度,再到微观的市域[18]或具体景区[19]等小尺度。综上,以往研究从多维视角展现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异,为区域旅游产业的规划和配置提供了科学基础。

    湖北省具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湖北文旅支柱产业新引擎,是湖北省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关于湖北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陶基磊等[20]、庄军等[21]用空间分析、局域关联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湖北A级景区的冷热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湖北A级景区或高等级景区,缺乏对不同资源类型景区的分类探讨,并且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影响景区发展的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湖北省不同资源类型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研究。另外,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整体规划、各市优势旅游资源的发掘、旅游发展路线的合理优化以及各市旅游发展协同机制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鉴于此,本文利用2024年1月最新发布的旅游景区规模与等级数据,选取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湖北省旅游景区主类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22-23],对湖北省不同资源类型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旨在明确各市州景区的核心资源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为各地区开发特色的旅游资源、精准定位旅游市场、发展定制化旅游产品提供科学依据。

    湖北省A级景区数据来自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https://wlt.hubei.gov.cn/)[24];景区空间位置通过高德地图获取。遵循《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标准[23]并参考许春晓等[25]的旅游资源分类研究成果,先按照主类和基本类型2级分类结构划分湖北省旅游景区主类,再针对每个A级景区,根据其所对应的基本类型划分到相应的主类。对于某一景点存在同属2类及以上旅游资源时,对其多重属性进行综合分析,识别其最核心的、最具代表性的属性,以确定该A级景区的主类。通过对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资源分类,得出其共包含7个主类,即:以地质构造形迹、地表形态等为主的地文景观类;以河流、湖泊及相关设施等为主的水域景观类;以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等为主的生物景观类;以具有观赏性的各种景观综合体为主的建筑景观类;以物质与非物质类文化遗存为主的文化遗迹类;以购物为主要吸引力为主的购物活动类;以人事活动纪录、岁时节令等为主的人文活动类。其空间分布见图 1,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24)0650号标准地图制作。

    图  1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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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采用的其他数据集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如各市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人均GDP、常住人口数、在校大学生、旅客周转量及通车里程等,来源于202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https://tjj.hubei.gov.cn/);湖北省的行政边界、水系及交通线路数据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s://www.gscloud.cn/)。

    1.2.1   空间分布分析方法

    (1)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是通过空间形态特征,揭示区域内部各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分布规律与结构特征[17];当空间中的点数量增加时,地理事件在这个区域的发生机率也会相应提高。核密度估计值越高,表示旅游景区分布密度越大[26-28]。

    (2)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作为一种量化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特别是在分析旅游景区的分布方向和趋势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该方法以各旅游景区地理位置的平均中心作为基准点,通过计算经纬度坐标的标准差来确定椭圆的x、y轴长度及其偏转角,构建一个概括性描述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几何形态[23]。

    (3)冷热点分析。冷热点分析是运用Getis-Ord Gi*(G系数)来计算点状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并通过生成的Z得分和P值来量化评估这些要素的高或低值聚类现象及其显著性水平。Z得分主要用来表示某个位置与周围区域的差异程度,可用于判断该位置是高值或低值的聚集区域;而P值则用于检验得分Z的统计显著性,当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时,表示该位置的聚类特征具有统计学意义。冷热点分析主要揭示出旅游景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具体集聚位置,反映其聚集的强度和范围[28]。

    1.2.2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经济要素综合作用影响的结果。在二者的动态影响中,自然本底是资源禀赋存在的基础,人文要素是各类景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最终形成“自然本底-人文响应”的景区分布特征。为探索湖北省各资源类型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9],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相关性等因素,最后归纳选取了自然和人文2个维度,海拔高程、水文条件、GDP、人均GDP、常住人口数、在校大学生、通车里程和旅客周转量8个影响因子。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自然、人文因素对景区分布的解释程度,并结合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人文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1)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空间统计方法,能够有效探测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通过因子探测器,可识别影响景区分布的关键因素,揭示空间分布规律[30],其核心指标q值表征各因子对景区空间分布异质性的独立解释程度,值域为[0,1.0],当q > 0.5时,表明该影响因子的解释程度较高,当q < 0.5时,解释程度较低。其优势在于能够处理类型变量(如地貌类型)和数值数据,且无需线性假设,适用于复杂地理环境分析[31]。

    (2)Pearson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r)通过协方差与标准差的标准化比值来量化变量间线性关联强度,其值域为[-1, 1],绝对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显著(|r| > 0.7为强相关)。假设检验中,显著性通常以P < 0.05为阈值。在旅游景区影响因素分析中,该方法可揭示景区密度与影响因子的线性响应关系[32]。

    基于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的分类统计结果得到其在各市的数量分布情况(表 1),研究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建筑与设施类景区占据主导地位,其余类型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文化遗迹、人文活动和购物活动。

    表  1  湖北省各市各类型旅游景区个数
    城市 地文景观 水域景观 生物景观 建筑景观 文化遗迹 购物活动 人文活动
    武汉 7 4 11 26 10 1 2
    襄阳 11 3 4 18 15 0 0
    黄石 7 1 1 9 3 0 0
    十堰 17 18 7 48 4 0 1
    宜昌 16 15 8 18 4 0 8
    鄂州 2 2 2 5 0 0 0
    荆门 4 2 7 8 1 0 1
    孝感 2 6 5 26 1 0 3
    荆州 1 7 1 11 6 0 2
    黄冈 13 11 12 47 8 1 4
    咸宁 2 10 6 23 3 2 0
    仙桃 0 3 0 1 1 0 0
    随州 1 3 1 14 1 0 0
    潜江 0 0 0 3 0 0 1
    天门 0 0 0 4 1 0 1
    恩施 13 5 2 7 7 0 4
    神农架 3 2 1 0 0 0 0
    总计 99 92 68 268 65 4 27

    从各市不同资源类型景区数量分布来看,地文景观类在十堰市形成核心集聚区,与其地处秦巴山区东段的地质构造背景密切相关;水域景观类同样以十堰市为分布中心,这与其作为汉江上游重要节点,水库密集的区位特征相符。生物景观类呈现“东密西疏”格局,黄冈市以12处居首,与鄂东大别山区高森林覆盖率具有空间一致性。建筑与设施类在十堰市形成超常集聚,源于其独特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转化与道教文化遗产叠加效应。历史遗迹类以襄阳市为分布重心,彰显其作为“七省通衢”的历史枢纽地位。旅游购物类呈现零散分布特征,仅咸宁2处,武汉和黄冈各1处,折射出该类型景区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人文活动类在宜昌市的相对集中,与其作为土家族文化、巴楚文化交汇地的特殊人文地理区位相关。

    2.2.1   空间分布密度

    通过核密度分析得到各类资源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情况,见图 2。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整体呈现“东、西部高密度集聚,中部低密度过渡”的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这种空间异质性不仅体现在资源总量分布上,更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在空间组织上的差异化集聚模式。具体而言,地文景观类与水域景观类景区存在峰值密度,在鄂东、鄂北及鄂西地区形成“三足鼎立”式高值区;生物景观类与建筑设施类则聚焦鄂东形成单极核心;历史遗迹类呈现鄂东—鄂北双核结构;而旅游购物类和人文活动类则分别在鄂东南和鄂东—鄂西形成离散型分布。这种复合型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本质上是区域自然环境本底与人文历史过程协同作用的结果。

    图  2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核密度(个/103 km2)空间分布  (a)地文景观;(b)水域景观;(c)生物景观;(d)建筑景观;(e)文化遗迹;(f)购物活动;(g)人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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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空间分布方向

    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得到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的空间分布方向(图 3)。其整体分布格局以西北—东南轴向为主导,与区域构造线走向及长江干流空间分布高度吻合,反映出自然地理本底对旅游资源配置的方向性约束。然而,不同类型景区在方向性参数上表现出显著分异,地文景观类长轴标准差居首,达285.70 km,这与鄂西武陵山、鄂北大洪山及鄂东大别山三大山系近东西走向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历史遗迹类短轴标准差最大,达135.49 km,形成南北向扩展特征,映射出汉江-长江交汇带历史城镇沿水系分布的普遍规律。

    图  3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标准差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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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景观类偏转角值最大(达112°14′6″),与长江中游河道走向,即宜昌—武汉段的偏转形成空间响应,印证水文网络对旅游资源分布的线性控制作用。反观旅游购物类景区,其椭圆参数呈现显著异常,偏转角仅13°42′6″,与主体分布趋势形成显著偏离。这种空间异质性可能源于鄂东北大别山扶贫开发区与鄂西南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政策导向差异,使商业要素沿G42沪蓉高速形成非典型集聚。

    2.2.3   各类型景区分布特征

    基于冷热点分析,得到各类资源景区的空间集聚特征,见图 4。各类景区呈现出不同的聚集强度和范围,地文景观类在神农架林区形成极显著热点区,这与该区域处于武当-神农架褶皱带东段的地质背景密切相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汉平原腹地的仙桃、潜江和天门三市构成的冷点集聚带,其地势高差 < 15 m的冲积平原环境,导致地文景观资源禀赋严重不足。

    图  4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冷热点分布  (a)地文景观、生物景观分布特征;(b)水域景观、建筑景观、文化遗迹、购物活动和人文活动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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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与历史遗迹类冷点区在天门市的叠加现象,揭示了资源本底与开发强度的双重制约。天门市域面积2 622 km2内虽拥有汉北河等6条主要河流,但水面率仅7.3%,且缺乏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规模性水体,其最大湖泊华严湖面积 < 1.5 km2。历史遗迹类的冷点特征则源于该市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少,省级以上仅3处,仅为全省均值的1/5,再加上其旅游基础设施密度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生物景观类热点区出现在黄冈、黄石和荆州市,与鄂东大别山过渡地带的生态特征直接相关。建筑设施类在潜江市的冷点特征则暴露了旅游要素整合度缺陷,该市“食、宿、行、游、购、娱”6个要素空间离散度较高,达热点区域的2~3倍[33-35]。旅游购物类在黄石市呈现显著热点区,其形成受武汉都市圈消费辐射与黄冈文旅资源协同效应影响。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出各影响因子的解释力程度(表 2)。测算结果显示出以通车里程、常住人口数和在校大学生等为代表的人文要素是影响景区分布的核心影响因子,海拔高程和水文条件为代表的自然要素对景区的分布也具有一定影响。

    表  2  湖北省景区单子分析结果(q值)
    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 q值
    自然因素 海拔高程 0.51
    水文 0.48
    人文因素 GDP 0.52
    人均GDP 0.16
    常住人口数 0.65
    在校大学生 0.60
    通车里程 0.71
    旅客周转量 0.46
    注:GDP为生产总值。
    3.1.1   海拔高程

    根据中国地形划分标准[36],结合数字高程模型与景区空间叠加分析统计出不同海拔高度范围内景区的数量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海拔梯度特征(图 5)。其数量具有随高程增加呈幂函数递减的趋势(y=413.99x -1.88,R2=0.995 7)。海拔200 m以下区域集中了70.09%的景区,平原地形与河流湖泊相结合,使其成为早期聚落发育的理想环境,再通过“地形-文化”协同作用,孕育出特色鲜明的建筑集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人文活动类、建筑设施类及历史遗迹类景区的密集分布带;中高海拔区(> 500 m)虽仅占景区总量的13.67%,但承载了地文景观类核心资源,其稀缺性与生态价值构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如恩施大峡谷等喀斯特地貌景观和罗田天堂寨等花岗岩峰林地貌等。高程与景区数量的非线性关联表明,多数景区分布在低海拔地区,中高海拔区具有开发可行性与景观多样性。海拔高程(q=0.51)分析表明,其对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海拔高程梯度塑造了旅游景区的垂直分异特征。低海拔区域因地形平缓、水网密布,形成水域和人文景观类的集聚区。中海拔山地依托地形梯度形成的生境多样性,兼具地文、生物与历史文化类资源,成为生态与文化遗产融合旅游的典型区域。高海拔地带受低温、地形阻隔等环境限制,景区分布呈现点状离散化,集中于高山湿地等稀缺水域景观。

    图  5  湖北省旅游景区数量与高程关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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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水文条件

    湖北省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水文枢纽,全省流域面积100 km2以上河流达1 232条,湖泊总面积2 727 km2,构成“一江两水千湖”[21, 29]的水网格局。水文探测(q=0.48)表明水文条件对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影响,再结合多尺度缓冲区模型分析表明,在≤1、1~ < 2、2~ < 5 km[11, 24, 37]河流缓冲带内[38],旅游景区数量分别达346、121和96个,其中整个5 km缓冲区内景区共563个,占有率达90.51%,见图 6。景区的空间分布方向与长江干流、汉江中游及清江流域形成高度重叠。这种空间分布特征源于水文条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河流湖泊本身是发展水域类景观的自然资源基础;另一方面,河流作为文明演进的核心地理载体,其沿岸往往成为人类聚居与文明演进的中心地区,密集的河流网络有助于农耕经济和交通航运的发展,并形成城镇、村落等。其空间形态与水文特征塑造了沿岸人文活动、历史遗存及建筑景观格局,使得历史城镇、传统聚落等旅游资源沿河网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形成与河流走向、流域范围具有一定联系的人文景观。

    图  6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与水文叠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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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A级景区数量与人文因素Pearson相关性分析见图 7。

    图  7  湖北省A级景区数量与人文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注:a p < 0.01;b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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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景区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经济水平提升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市场需求拉动等促使旅游景区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利用地理探测器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GDP的q=0.52, r = 0.64,P < 0.001,表明地市GDP总量与旅游景区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景区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必然对整个省内的景区空间分布格局造成影响。

    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体现在供给-需求双路径,根据湖北省的统计公报数据,发现在供给侧,经济发达地区年度旅游基建投入强度达4.3亿~5.8亿元,通过A级景区创建、智慧旅游系统建设等提升景区等级结构,以促进旅游景区的发展;在需求侧,人均GDP每增长1万元,居民出游率提升2.7%[39],从而带动经济发达地区周边的生物景观类等观赏景区的兴起和发展。从全省经济-旅游系统来看,具有鄂东、鄂西、江汉平原的由高到低梯度格局,其中武汉都市圈达到优质等级,这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第三产业占比大、高速公路密度高等指标密切相关。印证了经济基础通过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双重影响作用于景区空间分布的形成。

    3.2.2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通过城市人口数量与高校群体规模2个方面影响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异与类型选择。高城市化水平区域依托千万级常住人口形成密集消费市场,驱动都市休闲景区等生物景观类与文博场馆等建筑与设施类景区集群化布局;高校集聚区也催生科教研学类等生物景观类和建筑与设施类景区。人口规模与知识型消费需求共同影响景区的供给类型,促使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形成文商旅融合型景区密集带。利用地理探测器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城市常住人口数(q=0.65、r=0.70,P < 0.001)和在校大学生(q=0.60、r=0.55,P < 0.01)与旅游景区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印证人口基数扩张带来的潜在客源市场效应与“人力资本蓄水池效应”产生的创新影响作用[40]。城市化通过2重路径促进旅游发展: 一方面,人口规模扩张是形成消费市场的基础;另一方面,高素质人口集聚能推动旅游产品的创新。

    3.2.3   交通条件

    以通车里程和旅客周转量为代表的交通条件影响旅游景区的供需适配程度。高通车里程区域通过密集路网提高景区可达性,驱动东湖、黄鹤楼等景区沿干线呈带状集聚;高旅客周转量节点则依托交通运输效能提升客流虹吸效应,支撑都市文旅综合体与高密度景区集群发育。利用地理探测器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交通条件对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塑造作用[41-42]。通车里程与景区数量呈现高显著正相关(q=0.71、r=0.73,P < 0.001),旅客周转量次之(q=0.46、r=0.64,P < 0.001),印证交通廊道的“旅游动脉”效应[41, 43]。交通网络和旅客周转节点通过2重路径影响景区分布: 其一,降低游客时空摩擦成本,可达性的提升将降低游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促使潜在旅游资源被重新评估与开发,从而催生新兴景区或扩大现有景区的辐射范围;其二,交通网络的干线渗透与支线延伸直接影响景区的空间分布形态。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网络,往往引导景区沿交通轴线呈带状分布,形成“点-轴”发展模式。高速公路、高铁等快速交通廊道的建成,可能打破原有景区分布的均衡状态,促使资源向交通节点周边集聚,形成规模化的旅游集群。

    本研究基于多源空间地理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系统揭示湖北省各类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类景区空间格局呈现显著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西双核隆起-中部凹陷”的梯度分布模式,鄂东、鄂北及鄂西形成地文与水域景观高密度集聚区,鄂东经济带则集中分布生物类与建筑设施类景区。空间方向性上,6类景区主轴为西北—东南向,与省域行政走向高度一致,唯旅游购物类呈东北—西南向。冷热点分析显示,神农架、黄石、黄冈及恩施为显著热点区,而江汉平原区的仙桃、潜江则普遍呈现冷点特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通车里程等人文因素对景区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更高,海拔高程等自然因素也存在一定的解释力。研究成果为优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制定差异化开发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对长江经济带旅游协同发展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基于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多种类型旅游资源及其在旅游系统中的积极作用与多维价值,本研究提出以下空间治理优化策略:

    (1)构建多尺度旅游空间治理体系,依托“一江两山”即长江、武当山、神农架核心景区群,建立跨行政区协同机制。编制《长江中游旅游廊道专项规划》,以5A级景区为锚点构建鄂、湘、渝、豫4省联动网络,重点开发“三峡—武陵山”生态旅游带与“三国文化-红色旅游”主题线路;实施景区能级跃升工程,对武汉黄鹤楼、宜昌三峡大坝等国际品牌景区推行“特许经营+数字化运营”模式,参考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经验建立生态旅游负面清单制度;强化江汉平原低密度旅游区的节点培育,通过农业文化遗产认证,如潜江龙虾生态园推动“景区带村”模式提质升级。

    (2)深化文旅融合的空间表达路径。建立文化遗产空间数据库,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屈家岭遗址等实施“数字孪生+场景再现”工程;推行文化景观分区管控,在生态文化旅游圈划定3类文化空间,核心展示区如恩施土司城、活态传承带如襄阳古城墙、创新利用区如武汉东湖文创园;开发“非遗+”旅游产品体系,依托武汉大学等高校研发力量,将编钟乐舞、楚式漆器等非遗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产品。

    (3)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建设省级旅游大数据中心,整合景区客流、交通、气象等数据,实现资源调度的智能化;推广“5G+北斗”技术在生态敏感区的应用,如神农架试点建设的野生动物追踪系统;培育旅游新业态,在武汉都市圈试点元宇宙景区项目,开发数字藏品等新型消费场景。

  • 图  1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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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核密度(个/103 km2)空间分布  (a)地文景观;(b)水域景观;(c)生物景观;(d)建筑景观;(e)文化遗迹;(f)购物活动;(g)人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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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标准差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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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冷热点分布  (a)地文景观、生物景观分布特征;(b)水域景观、建筑景观、文化遗迹、购物活动和人文活动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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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湖北省旅游景区数量与高程关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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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湖北省各类资源景区与水文叠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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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湖北省A级景区数量与人文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注:a p < 0.01;b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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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湖北省各市各类型旅游景区个数

    城市 地文景观 水域景观 生物景观 建筑景观 文化遗迹 购物活动 人文活动
    武汉 7 4 11 26 10 1 2
    襄阳 11 3 4 18 15 0 0
    黄石 7 1 1 9 3 0 0
    十堰 17 18 7 48 4 0 1
    宜昌 16 15 8 18 4 0 8
    鄂州 2 2 2 5 0 0 0
    荆门 4 2 7 8 1 0 1
    孝感 2 6 5 26 1 0 3
    荆州 1 7 1 11 6 0 2
    黄冈 13 11 12 47 8 1 4
    咸宁 2 10 6 23 3 2 0
    仙桃 0 3 0 1 1 0 0
    随州 1 3 1 14 1 0 0
    潜江 0 0 0 3 0 0 1
    天门 0 0 0 4 1 0 1
    恩施 13 5 2 7 7 0 4
    神农架 3 2 1 0 0 0 0
    总计 99 92 68 268 65 4 27

    表  2   湖北省景区单子分析结果(q值)

    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 q值
    自然因素 海拔高程 0.51
    水文 0.48
    人文因素 GDP 0.52
    人均GDP 0.16
    常住人口数 0.65
    在校大学生 0.60
    通车里程 0.71
    旅客周转量 0.46
    注:GDP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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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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