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1930—1950年期间北京市部分新建公墓位置示意
Planning and design of Beijing cemete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公墓是为城乡居民安葬骨灰或遗体而建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建筑场所.自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在我国城市租界兴建公墓，公墓作为一种新式的具有严格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设理念的殡葬功能建筑，对当时中国的殡葬文化乃至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民国政府决定借鉴西方建设公墓的经验，推广公墓.1928年，民国政府公布了《公墓条例》，该条例鼓励市、县政府及私人和私人团体都设置公墓，公墓的建设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
自民国政府提出全国范围兴建公墓的倡议以来，全国上下都兴起了公墓建设，江苏南京、广东江门、浙江杭州和江西南昌等城市相继建起了公墓.由国民党中央统计处所编《民国二十三年之建设》中，在列举建设成果时，把公墓同水利、电气、矿务和经济建设等并列起来，足见政府对公墓建设的重视.为综合公墓这一新式公共建筑的功能性和艺术性，业界围绕其设计规范等理论展开讨论，并在建设实践当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公墓设计理论.民国时期北京的公立公墓建设进度相对缓慢，但万安公墓和模式公墓2座私立公墓很快就建成并投入了经营，二者作为民国时期北京公墓的典型案例，在设计理念和空间布局等方面有其各自的特色，是民国时期北京公墓规划设计风格与水平的具体表现.
当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公墓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墓制度的创立展开，如谢世诚等［2］着重论述民国公墓制度的发展；艾萍［3］以上海为个案研究双轨制下民国公墓制的创建，而公墓规划设计方面的研究较少.当前有关民国公墓研究的研究地点为上海和天津等港口城市［3-4］，相对来说较少涉及北京.本文着眼于北京民国时期的公墓规划设计情况，丰富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始重视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并积极追求公共建筑的设计水平.民国著名建筑学家吕彦直认为，公共建筑是全民建设精神的代表，应当以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思想设计图案，用科学原理进行建造，以此推动中国建筑行业水平的进步发展［5］.公墓不仅具有功能性，也是纪念景观的集合体，从传统墓葬空间到公墓的转变是一个墓地园林化的过程［6］.当把墓葬、祭祀相关的多功能集中于同一区域，并赋予其美学价值，该区域就有了规划设计的必要性，公墓的规划设计首先在理念上围绕相关问题引起了学界探讨.
民国时期的早期公墓建设，是以租界城市中的西式公墓为参考模板的.在北京推行公墓制建设之前，一些租界城市就已经有公墓存在，19世纪末，外国人率先在上海建立万国公墓，其“乔木森森，丰碑列列”的新式景观获得民众的赞誉［7］.当时的租界城市西式公墓，其设计风格是基于西方长期发展形成的墓园风格理念.西方墓园的风格在19世纪经历了初期的乡村花园式墓园、50年代的草坪公园式墓园，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后形成简单抽象的战争纪念式墓园，民国时期的墓园设计就借鉴了这种纪念式墓园的风格理念［8］.
公墓虽然是自西方传入的建筑类型，但也有其本土的风格基础，其本土风格基础主要来自于陵园和传统园林.陵园是封建时代埋葬贵族阶级的高级墓地，对于选址具有风水堪舆方面的严谨考虑，例如明代皇陵——十三陵，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麓，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符合“背山面水”的陵墓选址原则；陵园内部秩序规整、等级有序，有望柱和石像生等传统意象摆设点缀其中.公墓内植物占有大量面积，植物和建筑要求和谐共存，这与传统园林的特征近似，中国有悠久的造园传统，在园林景观的空间理法方面拥有充分的经验，传统造园经验也可为公墓规划设计提供帮助.
基于传统本土墓地样式，将利用几何元素的肃穆抽象西方墓园与根植于文人山水画的中国园林的2种风格相结合，加以近代公墓的功能性，是近代公墓设计的追求.如何在公墓规划设计中兼容不同理念，是学界对公墓规划设计理论探讨的前置问题，也是在公墓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民国时期有关公墓规划设计的讨论内容涉及公墓选址、公墓建筑、道路围墙和植物种植等规划设计细节，以及对规划形态等抽象理论的升华提取.学界期望能够为公墓建设提出充足的理论支持，融合中西方墓园风格.李寅恭和陈植是当时提出公墓规划设计理论的出色代表.
李寅恭［9］在1929年曾结合《公墓条例》提出了对于公墓设计的理解，在公墓选址方面结合土地利用进行阐述，并对公墓的具体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或标准限制.对于选址，李寅恭认为公墓不适宜设于平原，最好位于山坡或者地势不平之处，这样可以把优质的土地节约下来用于耕作或者其他用途，并认为公墓的建设对我国各省的农林业发展都是极其有益的.对于公墓具体建设，认为公墓的面积要视规模和人数而定，公墓外面应当环以围墙，园内种植的植物“不费工夫之品类最为适用”，还尤其详细列举了适宜的植物种类，如长条柳、赤杨、槐、下垂榆、松柏和藤萝等.在公墓的两侧应开辟细沙、碎石铺就的小径.还应参考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城市公墓景观，予以启示.
1935年，造园家陈植在我国近代第一部关于造园学的理论专著《造园学概论》［10］中，单列一章讨论公墓建设.首先对公墓的城市功能有所定位，出于传统观念的考虑，中国的公墓不应当像外国那样直接充当城市公园的职能，而是应当充分考虑丧葬职能.其次在选址方面，公墓应当建于城郊高原丘陵处，与城市交通便利，考虑火葬场位置，保证其不污染水源和空气.陈植的公墓设计理论主要立足于公墓内建筑，对建筑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规划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公墓内的建筑应功能齐备，墓地内的建筑应当有事务所、祭场、休息室、卖花场和纳骨堂等，还要有纪念碑和雕像等修饰品；应当统一、美观，有路网限制规划；各种建筑集中于入口附近处，一切建筑都应当不违简朴，庄严幽静.最后，对于墓地管理，陈植认为墓地应当依照使用目的分别区划，并顺应地形地势为之.陈植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运用西方的建筑学理论将公墓的规划形式进行了分类，将公墓规划分为建筑式（几何学式）、风景式（自然式）和混合式.其中建筑式很少支配于自然地势，纯依照人工处理，风景式大多顺应自然地势等环境因素，混合式是二者的折中.建筑式中又分为规则和不规则，其中规则式分为基盘式、放射环状式及混合式.
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积极响应公墓建设的政策号召，自1928年12月起就开始寻找适宜兴建公墓的土地，但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反而作为私立公墓很快发展起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京居民的埋葬问题［11］.
北京最早的私立公墓，是始创于1930年的位于香山的万安公墓，占地约8.7万m2，经营达60年.受万安公墓的启发，在1933年，香山东麓的卧佛寺永安园被申请建立永安公墓，虽没有申请成功，但其周详的设计规范依然具有代表性［12］.始建于1935年的东北义园，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救济院为解决东北籍人士安葬问题而建，虽名为“义园”，但具有经营性质，也可看做为现代公墓.1939年在西山八大处福田寺附近建起了福田公墓，该公墓于西四北设公墓管理处.1940年代营业的还有位于西郊的模式公墓.北京民国时期公墓分布在西山山麓一带，通常临近寺庙而建，与三山五园区域同位于城市西郊（图1）.
图1 1930—1950年期间北京市部分新建公墓位置示意
1930—1950年，北京一直都有新的公墓建成，很多私立资本或公立单位都参与到了公墓的建设当中，各公墓有其独特的理念和创新.万安公墓和模式公墓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2座公墓，其档案资料相对丰富，且二者在规划设计方面各有特色.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是民国时期北京颇具代表性的一座公墓，是民国时期北京最早建立起来的公墓，具有示范引领的意义.万安公墓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在规划上也有其独特的理念风格.万安公墓始创于1930年，由蒋尊祎、王荣光和王明德兴办，先在北平西郊香山晚安里购置一块土地，此处“土性厚润，风景幽邃，颐和园、玉泉山、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和八大处等名胜之区环列四周，交通便利”［13］，是修建公墓的绝佳选址.
按照计划，万安公墓分为金、木、水、火、土5个区域，蕴含五行相生相克的传统理念.关于万安公墓内各分区的位置，使用了中国传统的五行方位学说，木主东方、火主南方、金主西方、水主北方和土主中央（图2），这是五行风水学说在实际建设当中的体现.各区之内的墓穴，每一行都采用《千字文》中的文字进行编组，例如金字区南列墓穴，从西向东为天行、地行、玄行，以此类推.每区所辖组以金区为最多，有90组，其次火区55组，土区40组，水区33组［14］.最早投入运营的是金字区，其平面布局延续了传统的中轴对称秩序和阴阳八卦传统，礼堂和方形高台位于正中，甬道绿地环绕周围，一条甬道东西贯穿，亭台位于甬道两侧相对而建，规整的墓穴排列区分为4个区域，占据该区域的大部分面积.万安公墓的规划体现有传统北方造园的习惯，将礼堂等祭祀场所放置于平面中心位置，而将墓地置于周围，其布局就与北方园林有相似之处，北方园林向来有明确的中轴线，将园、林、水等布局于轴线两侧，将庙宇佛塔等布置于中心及轴线之上.在平面布置上，充满方与圆的几何元素，未有不规则的线或面.几何元素与对称布局凸显了万安公墓庄严的纪念性质.
图2 万安公墓各区分布平面图［17］
经工程专家华南圭和沈理源等参与规划，万安公墓被认为布局合理、景致美观［14］.根据《北平市香山万安公墓章程》，墓园中央建有宏大礼堂及追远堂经堂，还有桥梁、亭台、牌坊、碑碣分布其间，围墙环绕，池沼沟渠遍布，树木花草广植，风景宜人［15］.万安公墓之中的建筑，有牌坊和亭台等中式风格建筑，也有停灵室和诵经室等西式建筑.在内部管理上，万安公墓具有符合西方公墓管理制度的严谨性，严格规定了每穴长宽尺寸，明确限制了墓穴地上建筑高度，并规定必须采用钢筋水泥建筑.整体上万安公墓内墓碑整齐划一，建筑错落有致，道路树木规划统一［16］.
万安公墓在风格理念上有传统文化的烙印，同时在平面布局上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选址方面，万安公墓充分延续了传统堪舆学的理念，相风水宝地进行公墓建设；在进行墓区划分时更是采用“五行学说”理念，用五行主方位，进行不同区域的位置分配；在金字区的规划中，可以看出其“中轴布局”“对称分布”的传统布局观念，其中渗透着传统空间布局的秩序感；在墓穴编组时采用了《千字文》中文字作为序号，这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体现；建筑风格也主要采用中式建筑.另一方面，从整体平面看来，万安公墓道路规整、横平竖直，边界清晰，在平面上充满了方形、三角形、直角等几何元素，平面是规整严肃的，这与西方纪念性公墓的特点很相似.总的来说，万安公墓是一次中西风格融合的创新性尝试.
1940年前后模式公墓开始兴建.模式公墓坐落于西郊模式口村大街，环境清幽，树木茂盛，四周有群山环绕.模式公墓租用模式口法海寺的庙产而建，临近法海寺，租用地内幅员空旷，是一处很适宜建设公墓的地方.建设之前，公墓代表人就与法海寺订立用地合同9条，表示土地所有权归法海寺所有，出于保护风景和庙产的考虑，公墓在使用区域应限于无碍风景的地带，公墓内建筑重新建盖不占用原有庙房，区域内的树木编号永远保存［17］.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18］绘制模式公墓平面布局如图3所示，礼堂位于北面、南面分为4个墓区，分布于通往法海寺的主干道两侧，大小不一，墓区形状依地形而成，墓穴的排列也是根据墓区形状灵活安排的.第一区和第二区拥有最大的面积和墓穴数量，第三区次之，第四区的面积和墓穴数量最少.各区的墓穴大小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墓区的形状，为方便地形和容纳更多墓穴设置了不同尺寸.
图3 模式公墓平面布局
《模式公墓设计概要》对模式公墓的设计理念与建设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对于围墙设备，模式公墓的外围墙普遍采用石墙加花墙或铁栏杆上下结合的工艺，具体采用花墙还是铁栏杆要视风景需求而定，围墙的高度根据临树林还是临路有不同标准；在有些地方，不用围墙，直接采用种植松树形成天然松墙.对于公墓内的道路工程，先用石渣铺设平整，排水设备及路沿都一并建成，等到通车后再用混凝土改筑或者镶嵌细石子.在园艺方面，模式公墓也有所设计，“分植各种树木，以距离每四公尺或三公尺一株为标准”要求种植各种花木包括松柏、白杨和龙爪槐等，使其均匀分布在围墙之内.模式公墓还在每一墓区都设置了广场，更有殡舍灵堂等功能性建筑位于各墓区之外.
模式公墓规划设计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适应和利用；第二，对公墓景观设计有细致的计划和规定.与万安公墓几乎于空地之上修建公墓不同，模式公墓的建设是基于法海寺的庙产之上，对周围环境的开发利用有所限制，因此模式公墓充分顺应了自然地形，在可利用的土地上分区建墓穴，相关尺寸依地形进行调整，这种顺应环境安排的布局方式与传统园林有相似.在公墓景观设计方面，模式公墓对围墙、道路、花木都有细致的安排，这为当时整个北京城市的公墓景观设计都提供了范本.
民国时期，面对日渐严重的用地紧张问题和卫生环境问题，受西方公墓制度的影响，在租界城市公墓建设的带动之下，全国上下展开了公墓建设活动.公墓作为新兴的纪念性公共建筑类型，有其特有的设计规划理念，不仅借鉴和吸收西方墓园的建设经验，也融入了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和殡葬文化.
以万安公墓和模式公墓为代表的2座北京民国时期公墓，在规划设计理念上，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二者在规划设计上的共同之处是，均将礼堂等具有纪念功能性的建筑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对各墓区起到统领的作用，这也是公墓中殡葬仪式的功能所需.二者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万安公墓在平面布局上端正、对称，体现出庄重的氛围，几何形状的各种元素突出了公墓的纪念性质，而五行风水观念的融入，使公墓在各区布局上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模式公墓是依照法海寺周围的自然环境开辟了土地，各墓区在主干道两侧错落分布，形状不一，在墓穴排布上也并非完全整齐划一，模式公墓在道路、围墙等的建造工艺上具有严格的要求和限定.总体上，万安公墓的规划设计很少受自然地势影响，人工处理的痕迹很明显；而模式公墓的规划设计大多顺应法海寺周围树林茂密等自然环境，出现了依照地形而变的各种处理.这2座公墓都表现出了独特的规划设计理念，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万安公墓和模式公墓以及很多其他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墓都位于北京西郊的西山一带，这一带在历史上就是墓地聚集的区域，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墓继承了历史上的殡葬空间，是对西山殡葬空间的近代完善和补充，丰富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内涵.民国时期北京公墓的规划设计受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同时也深刻承载了传统的殡葬文化，体现出了时代变革进程中的独有特色.
［1］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公安局等单位关于筹设公墓问题的函及内政部公布“公墓条例”［A］.北京：［出版者不详］，1934.
［2］谢世诚，伍野春，华国梁.民国时期公墓制的创建与演变［J］.民国档案，1995（2）：119-125.
［3］艾萍.双轨制下民国公墓制的创建：以上海为个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3）：104-111.
［4］王先明，王琳.亡灵“公共空间”的制度建构：近代天津公墓的历史考察［J］.史林，2013（3）：1-18+187.
［5］吕彦直.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J］.首都设计，1929：［卷（期）和页码不详］.
［6］斯震.我国的传统墓葬文化与现代墓园建设［J］.中国园林，2009，25（3）：23-25.
［7］陈明锋.社会转型视野下民国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J］.贵州文史丛刊，2008（1）：41-44
［8］李程成.中国墓园设计理法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4：46-48.
［9］李寅恭.论公墓之办法［J］.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1929（14），10-13.
［10］陈植.造园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237.
［11］周吉平.北京殡葬史话［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48.
［12］北京市档案馆.土木工程师时昌黎关于拟予平西香山卧佛寺永安园地辟为公墓定名为永安公墓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附简章图式）［A］.北京：［出版者不详］，1933.
［13］周吉平.万安公墓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13.
［14］佚名.香山万安公墓积极修筑，内分五区，决提前开辟金字区［N］.京报，1931-10-28（6）.
［15］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社会局检送管理公墓规则及北平市香出万安公墓章程［A］.北京：［出版者不详］，1934.
［16］周吉平.万安公墓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14.
［17］北京市档案馆.沈性礼、江宝昌为设立福田公墓、邵厚甫请创办模式公墓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文［A］.北京：［出版者不详］，1930.